对文化宣教的反思
Alex Tseng
（按：本文节选自《达芬奇密码── 杜撰 vs. 事实》一文，刊于《信仰与生活》第七期）
布朗的小说宣称基督教的福音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但事实上，《达芬奇密码》本身只是一部杜撰小说；如果视其为承载史实的历史小说，那么它就是一部错误百出、扭曲事实的作品，其艺术史学、考古学、历史学、圣经研究学、语言学的诸般理论，在学术界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但调查显示，一半以上读过此书的人，都以为书中荒谬的阴谋论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为什么这部荒诞不经的小说这么受欢迎，又能说服这么多人？这种文化现象有许多的成因；在这里面，基督徒也有许多要反省的地方，在此略举一二：
一、怀疑论 vs. 圣经权威
我们的年代，是所谓的「后现代」，而后现代主义最根本的精神就是怀疑论（skepticism）。法国哲学家李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一切宏大叙事的不相信」（incredulity towards metanarrative），若以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说，就是「对普遍绝对真理的怀疑与否定」，其基本精神与古希腊普鲁泰戈拉（Protagoras）、十九世纪的尼采并无二致，都是以人为万事之尺度来怀疑一切──「我什么都不信，只信我自己」。
「怀疑」是后现代文化的本质。「怀疑」的精神会产生一种揭发阴谋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阴谋论在后现代文化当中广受欢迎。怀疑论者什么都怀疑，但他们却很盲目地从来不对怀疑论本身产生怀疑──「我什么都怀疑，但我从不怀疑『怀疑』」。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以怀疑论为特质的社会乐于怀疑基督教，却不愿意怀疑对基督教的怀疑。攻击基督教的阴谋论，一定广受欢迎；而这阴谋论本身就算再荒谬，也一定不会遭到大众的怀疑。这是《达芬奇密码》在当代广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这种荒谬的社会现象，最根本的成因是什么？就是人以自己为万事的尺度，不以神所定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亚当在伊甸园里所吃的禁果，果树叫做「分别善恶树」；他吃这颗果子，意思就是他要以自己为万事的尺度，自己来分别善恶，不要神的话语来替他判断万事的价值。用启蒙运动的话来说，这就是人要寻求「自主性」（autonomy）。「怀疑论」、「人为万事之尺度」、「人类的自主性」──这些都说明了亚当堕落的本质。而蒙召进入恩典之约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廿世纪护教学家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经常引用改革宗神学家巴文克（Herman Bavinck）的话：基督徒是「蒙召以神的心思为自己的心思」（“called to 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Him”），意思就是以圣经无误的话语为一切价值判断的至高准则。
今天有许多基督徒的信仰经不起一部荒谬的阴谋论小说的挑战，原因是什么？就是今天太多的基督徒，虽然当了基督徒，却仍旧以自己为万事的尺度，信任自己的感觉、理性，过于倚靠圣经的权威。
另外有些基督徒虽然没有因为读了《达芬奇密码》而怀疑自己的信仰，却不知如何辩驳这种阴谋论；当他们听说这本书已拍成电影，就不知所措，只好以绝食抗议的方法来回应，结果被世人取笑。
基督徒不是盲目地信耶稣就可以了；基督徒的理性、情感、意志必须全部回归到神的话语中，并且深刻地去思想圣经的教导在个人生活、教会团契、社会文化当中的意义──教会必须重新以上帝的话语为万事的尺度。这意思是，我们不是自己关起门来读圣经就可以；我们要晓得如何把圣经真理应用在所有的事情上，用圣经的价值判断标准来衡量世上一切的现象、思维等。这是教会在一个怀疑主义肆虐的社会中，持守基督信仰并为主争战的必要条件。
二、运用大众媒体的智能
《达芬奇密码》的成功，与作者的写作技巧有很大的关系。这部小说算不上什么文学经典，但作者深知大众的心理，以阴谋论为题材，运用紧凑的情节来描述阴谋的揭发；此外，虽然作者杜撰了许多谎言，但题材都不离开现实世界。这些正是今日的读者所要求的。
把握大众的口味，就能够有效地传达信息。十七世纪的清教徒深深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们不但妥善利用当时最有效率的大众媒体──印刷，还用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来对大众表达他们的思想、信仰。本仁约翰的《天路历程》当年在社会上造成的震撼，完全不下于今天的《达芬奇密码》。当时的基督徒不但有道可传，更掌握了传道的最佳媒介。今日的基督徒并非无道可传，也不是没有人从事大众媒体工作；但往往传道人无法有效利用大众媒体，而从事媒体工作的人往往没有很深刻的神学思想。结果是，在C. S. Lewis之后，教会到现在还没有出过一个当代的本仁约翰，而敌人的阵营却出了一个丹‧布朗。
这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清教徒的事奉，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本仁约翰并非神学家，但他从当时的神学家那里受了很好的神学装备。当时最重要的神学家非约翰‧欧文莫属，但欧文从未写出《天路历程》这样的畅销小说。其实，神学家并没有写畅销小说的责任；但是欧文倾力支持本仁约翰，本仁约翰也努力阅读神学家的著作。其实，当年许多观念刻版的信徒、牧者反对本仁约翰的事工，因为他们觉得他的作品「娱乐性过高」；但这些人以欧文马首是瞻，当欧文力挺本仁约翰时，众人也就接受了这些「娱乐性过高」的作品。这个例子对于今天那些乐于效法清教徒的基要派基督徒，是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不要轻视电影、电视剧、漫画这类的文化产物，因为这些「娱乐性过高」的信息媒介，往往是文化宣教的最佳途径。
神学家与畅销作家彼此合作，才会出现《天路历程》这类的文学作品。今天的神学家、传道人应该更多地去了解、认识从事大众媒体（包括电影、电视、小说、漫画、音乐等）的基督徒，多鼓励、培养他们的属灵造诣；而从事大众媒体的基督徒，也应该更加认真地去阅读一些较为艰深的神学著作。换句话说，基督教大众媒体的责任，就是把那些深奥的神学，翻译成大众的语言；而这也表示，从事大众媒体的基督徒有责任去明白那些艰深难懂的神学著作。本仁约翰是这样看待自己的职份，二十世纪的C. S. Lewis也是这样；他们读遍了当时所有最重要的神学经典，然后用他们那「娱乐性过高」的文学作品，深入浅出地表达出历代教会正统神学思想的结晶。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会，是否能够出现这样的人，把奥古斯丁、加尔文、欧文、巴文克、范泰尔这些「以神的心思为心思」的神学家的思想，翻译成大众媒体的语言，在教会及文化界中造成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