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的历史
History，of Theology
神学就是说到有关神的事，是神亲自藉着圣经赐下的。但此基要、可靠的神学却也是人类用神学上的研究与系统化之形式所作的一种回应，也就是藉着解释、陈述并应用基要神学来反映有关神的事。因此，兴起了要求在圣经标准的亮光中不断检验、评估与修正的神学思想与习惯。在此过程中，我们将提到四个历史上的时期，即：教父时期，中古世纪时期，改革宗时期与现代派时期。
教父时期
此时期是指着始于使徒后期教父，达于三位一体论与基督论的伟大世代，并终于罗马帝国衰亡的这段时期。
在经过一些的努力之后，改宗的哲学家们就在神学上采取了受人尊重的第一步，以辩护的方式，试图向统治者与受高等教育的人传福音。但在与异教思想接触之后，却带来了诺斯底派与推测的危险，甚至亚历山大的革利免与奥利金在问答式的环境中追求类似的目标上，也都无法完全避免此种危险。由爱任纽、特土良与希波律陀所发挥的教导职分，如果仍具形成力，就证明此职分更具稳健性。受到正典形成的支持，以及诉诸历史的宣教与传统，他们的著作为教会在基督论与救恩论方面的思想立下了雏形。
因着承认耶稣是主此基要信仰，而杜绝了先人为主的偏见，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虽然神学家们将他们继承下来之形而上学的字汇(如天性、位格与本体等词)调整成圣经的用语，但在长期的争论中却仍出现各种可以想像得到的偏差与过分的强调。在争论与混乱之后，教会终于在一过程中订定了奈西亚与迦克墩宣言，在此过程中，教会会议的讨论在神学上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而在相关的争论中，一些最优秀的教父神学，不论是属于教牧，辩证、宣认或问答式的情况，都当归功于监督或说长老神学家，即如加帕多家的阿他那修、亚历山大圣区利罗，以及耶路撒冷圣区利罗(315-386)等人所作的贡献。
同时，伯拉纠派与多纳徒派的争议，也证明了教会对人类学与教会学的关切，甚至在争辩基督论方酣之际亦是如此。这些争议促使奥古斯丁特别发展了两方面的教义，一即有力的原罪与拣选之恩的教义，另一即为更严密的教会与圣礼的教义。伯拉纠派这段插曲，同时也预告了修道主义的出现，二者在神学上是相互影响的；从修道派人士在后期负起保存圣经，并关心神学教育的角度来看，修道主义乃是项重要的发展。而在其他争议的背后，通常都存在着赎罪这重要的问题(它或许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尤其是有关赎价一事，但在难解的争辩中各派都极力主张自己的见解。毕竟，这都是因为基督中保的工作，故必须主张基督的神性来反对亚利乌派，主张祂的合一性来反对涅斯多留派，以及主张祂的人性来反对阿波林派与犹提乾派。提供我们原始资料的圣经，就为我们设立了一永久的中心，此中心关切各种形式的圣经本文研究、翻译、解释，以及问答式与讲道式的应用。至于特殊的意义，则是在亚历山大学派的譬喻解经，与安提阿派更接近自然的解经方式之间的差异。
从范围与种类来看，教父时代反对轻易概括的论述。当时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运用有效的工具使神学拥有永远的价值。一般说来，此时期仍然忠于圣经，不但给予圣经极高的评价，而且也非常勤勉地研究它。虽然在他们所建立的神学中，经常使用外来的字汇，但他们却依然为后继的所有世代建立了本质上属圣经的神学。然而哲学与禁欲主义却为更正确的圣经了解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而此圣经的了解，大体上都是完善地保存在教牧、宣认与问答式的范围中。尤其是许多教父神学，多暴露在理性主义者与二元论者干扰的危险中。甚至更妥善保存基督教要道的教牧与问答式神学，也都遭到新法理主义与教会形式主义的破坏。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中，就为教父时代后期的思想与习惯带进了许多邪恶的事。
中古世纪时期
教父时期终止于西方的大贵格利，以及东方的大马士革约翰。随之而来的就是这比较不具影响力的时期，有纯正信仰屹立于东方，西方则由异教徒开创了新的局面，至此宗派一分为二，『和子』(Filioque)就成了一项分裂教义的狭窄观点。当西方陷于重新调整的混乱中时，修道派与大教堂派却因为抄写圣经原稿、训练教牧人员，以及培养一些优秀的学者，如比德(Bede,673-735)与阿昆(Alcuin，735-804)，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此期间，预定论者与高查克之间曾爆发短暂的争辩，拉得伯士(Radbertus)与考庇的拉特姆斯曾共同参与圣餐中基督身体是否同在的讨论，而此讨论于十一世纪时重新在伯仁杰(Berengar)与蓝福克(Lanfranc，1005-1089)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辩，后来又于改教时期再度出现(例如出现于英王爱德华与玛丽的时代)。
中世纪时期更进一步的发展，当从修道院与大教堂学派开始，直到新成立的各大学，这些大学中的教授团特别献身于神学的研究，以及导致神学成为被认可的课程。不错，来自于Bec修道院的安瑟伦，就首度尝试用信心来寻求了解神的存在与道成肉身、赎罪的原理。但亚比拉理性主义的探求，却是属于各学派新学识草创成形的时期。此时，希腊哲学的再发现，为整个信心与理性的问题带来了压迫感。晚期的唯名论者，如俄坎威廉，就曾试图在顺服神的主权上扩大信心的角色。然而，阿奎纳却采取中间的立场，后来也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他承认哲学是能提出一些有关神的知识，并且能自由地运用其资料来源，但他却仍然认为基督徒的真知识是经由在信心中领悟启示而得来的。
经院主义是吸收而非扑灭神学研究的旧形式，它不仅从新近成立的多明尼加修道会与方济会得其力量，同时也得到相当于世俗官方之教阶组织人士的支持。由于它卓越的方法与组织，以致它在实用上，以及应用到整个神学难题的范围上都很成功。但它的贡献也不全是有益的，因为在与官方合作的宣布上(如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就曾协助建立了各种不同扭曲的观念，如炼狱、补赎、注入的恩典、盲信、化质说，以及弥撒祭。虽然如此，它也仍具有有价值的一面，包括传递历史上的教义与赎罪论初期的思想，不论是安瑟伦的满足说、亚比拉的主观处理、克勒福圣伯纳德的基督论导向，或阿奎纳平衡的主张都包括在内。它也了解委身圣经的必要性，而我们可从其大量出版证明经文的注释书，以及威克里夫与胡司更直接的诉求上看出。寓意的解经大大困扰圣经的著作，但自然的解经却有其拥护者，因此阿奎纳为寓意解经的方式立下了谨慎的限制。虽然经院主义有时较倾向唯理主义、半伯拉纠派或过度重视圣礼形式，但它仍然保留恩典的教义；它同时也保存了一项优良探究质问的精神，只是到晚期时才沦为沉闷，形式上的诡辩。这些长处确实大大削减了那些最终仍危害经院学者进取心的难题，在实际标准上它们包括牺牲多数人，却只为少数人提高神学教育的难题，以及在一般标准上神职人员与百姓在神学知识上走下坡的难题。
改革宗时期
十五世纪时，经院主义虽然仍保有其聪明诡谲，但却已失去建设性的力量。一些新兴的影响力，不是渗入原有的大学(如剑桥)，就是激发创立新的大学(如威丁堡)。圣经语言的恢复、更直接的解经、教父著作的出版，以及印刷术的发明等，不谋而合地共同改变了神学课程的订定，并重新适应伊拉斯墨的单纯信仰，或路德高深的圣经神学。虽然在路德宗、改革宗，甚至极端派之间存在着差异，但他们都是以圣经为中心的神学却足以公认『改革宗』这名称。
最初在直接的意义上它是一项属圣经的神学。或许在其背景中包含有哲学，但此哲学却非其基础或架构。此时期，圣经原文的解释成为信仰最高的法则，也首度出现在议程中。若想思考或谈论神，就必须受神的教导。藉着祷告支持与圣灵光照的经文研究，必须感受并更正所有的思想意见。只有当理性趋向圣经，并根据圣经使用时，理性才有其地位。在路德、加尔文与布灵格的著作中，注释书只是神学研究的基础，而非其顶峰。以圣经为中心的改革宗神学，能快速地揭发错误的方法论，赶出其他敌对的权威，并更正教义上与习俗上的偏差。
忠于圣经的改革宗神学，夺回了福音派的基要真理。它是属基督论的，其目的不仅是据此继续建立教理，而是再次坚信唯独在基督里才能找着接受的根据。路德、慈运理、加尔文与极端派人士，都将对基督本身的了解，作为他们传讲信息的基础、中心与主题。
它乃是一项相信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智慧与公义的神学。而凭信心来到基督面前，就成了一项福音神学，不需要律法的辩证。路德恢复了称义的知识，加尔文则巧妙地将之与成圣关连起来，而所有的改教者则都强调在拣选之恩与和好上，罪人的无能与神的全能。如果职分与圣礼也是恩典的媒介，那仅仅是因为它们与圣灵至高无上的工作有关，也是因着实际上的应用。
这神学改革了各学派，但却未停留其中，它仍继续涌入讲道中，并从讲道中涌入基督徒的生活中，藉着除去弥撒、朝拜、圣骨等事改变敬虔的方式，以及归作福音的自由与大能的那些因时而变的行为，如今这些都已因圣经的翻译与解释而揭发出来。
改革宗的学者不仅喜欢圣经无误之说，他们否认自己无误。他们自认深受当代思潮影响，会犯错误，会为重要与不重要的事争论，遗漏基要的真理，却过度强调其他点。但他们却确实借着撰写适当的神学著作，建立真正的根基，达成学术上、属灵上与实用上巧妙的混合，促进圣经的标准化，以及接受所有的信仰与习俗都必须仔细探究的需要，而恢复了神学的研究。
现代派时期
不幸地，虽然西方也开始一些重大的改革，但他们却仍像东方一样反对改革宗的修正。因此，现代派时期出现两种分离，但却互相影响的力量，各自都有各自的压力，也都不断增加与东方的接触。
关于罗马天主教，其神学仍继续存在各学派中，各修道会间，以及新兴的神学院中。但其中大多数人士都变得好争辩。十七世纪时，詹森派企望复兴奥古斯丁主义的意图未能成功，许多宣教团体于此也展开基督教与文化之关系的争论。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自由主义遭到严厉的反对。强调教会及其教导职分的越山主义则于一八七O年提出了无误谕旨的说法，并恢复圣母学，确立了马利亚无原罪成胎说(1854)与肉体升天(1950)的谕旨。一九六二至六五年，第二次梵谛冈会议恢复了圣经的研究，并实际地改造重新界定传统的形式，使之相对化。此大有盼望的趋势，有一部分当归功于罗马天主教加入普世教会的讨论。
在非罗马天主教的范围内，十七世纪的神学家在相互争论中，并回应罗马天主教、极端派与阿民念派中，形成了纯正信仰的改革宗派与信义宗派。在英国，虽然清教徒加了一项实际的关怀，但拥护英王查理一、二世的人，却仍发展他们自己的中庸之道，在韦敏斯德议会上将告白式神学发展到极点，而其最重大的贡献，或许就是影响了属于爱德华滋约拿单的美国神学。随着大学更进一步扩张的十八世纪所强调的圣经研究，带来了更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转变。虽然这引发了对圣经的质疑，但却为了解圣经的人文背景带来了莫大的利益。虽然自由派抗罗宗主义的各种运动，试图藉着自然宗教(自然神论者)、主观经验主义(施莱尔马赫)、道德主义(黎秋)与社会福音(饶申布须，1861-1918)来填补因之而来的不足，但关切圣洁的反对运动却仍继续发展下去，普林斯敦人士就强调圣经的无误(赫治与华腓德)，自由派天主教渴望整合的企图(哥尔)，以及巴特的重新注重圣经与基督论。
二十世纪时，神学界分为消极的与积极的两方面。支配旧学派的自由主义，如今已分散在后续的运动中，如布特曼的神话剥除、神死神学、解放的教训，以及龚汉思的减弱天主教等运动中。而属圣经、历史与解经学的神学，现今却仍享有稳健的成长，巴特的著作恢复了对教理的关切，普世教会间的对话成为神学研究的有利方式；此外，透过神学院、出版物与个人的学者，福音派运动也开始神学上的教训、文献、思想与传播提出重大的贡献。
透视整个现代派时期的神学，它不是因过度刻板的形式化，就是因相反力量的侵入而蒙受损害。虽然如此，但它却也经历到圣经知识的空前扩展，继续见证圣经的标准，并重建可与任何时代相比的力量与威严。如果情况是两相冲突时，在许多种形式中强有力追求的神学研究，将抓住圣经真诚传达的应许，并在圣灵的引导下，忠于神在基督里对自己与和好之工所作的启示。
（选自赵中辉《神学名词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