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罪从何而来？
史普罗
我们都知道，在法律上，某些情况下，即使没有实际犯罪，也必须负上法律责任。若我参与一桩阴谋，策划谋杀某个人，我可能就被控告，犯了一级谋杀罪。尽管，我没碰凶器，人也不在案发现场，我的罪和我亲自扣扳机杀人一样重。我必须对自己雇用的杀手负责，这杀手代表我去杀人。
可是，谁雇用了始祖亚当？我能向上帝抗议吗？我可以说：“没有公正、适当的代表，我何罪之有？”我未曾和亚当策划犯罪。我不但不在犯罪的现场，亚当犯罪当时，我根本还没出生。或许，亚当代表了我，但我从未指定任何人作我的代表。假如，百姓要求国王指派一个人代表人民，国王却指派自己的亲信做人民的代表，那百姓必定说，这是暴政。民众有选举权，选出他们的代表。这是为什么呢？“选举”（vote）是来自拉丁文votum，就是选择、想要的意思。我要选出自己的代表，这样对我才公平，才能表达我的意见。
为什么我要“公正”的代表呢？因为我们要确定我们的代表，能准确陈述我们的意愿。若由别人指派代表，我们就不能确保那个代表，会替我们争取最高的权益。其实，就算是我选的代表，都未必能按我的心愿行事。
每次我们选了代表，我们的选择都可能未臻完美，而选出来的人也不能百分之百代表我。但整个历史当中，只有一个人被选来代表我，他百分之百代表了我。这事发生在伊甸园。没错，那是上帝替我选的，我可以不服气，但我仍然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上帝替我选的代表，比我自己选的更好？还是更差？”我们若说，上帝选错了，我们就诋毁上帝的公义，而且反倒证明祂的选择是正确的。我若控告上帝是暴君，认为要是自己来选，一定有更好的选择，这正显出人从亚当而来的堕落【编按：即人想要自主】。如此一来，亚当的堕落是集体的堕落，亚当的犯罪是集体的犯罪，我在当中也有份。我有犯罪的倾向是自己的错，我不能把这事归咎于亚当，归咎于上帝。
基督徒相信人是堕落的，但仍有自由顺着自己的本性行动。因为本性是败坏的，所以人无法顺服上帝。像我们这样堕落的人，唯有靠着恩典，才能得洁净，蒙救赎。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所有道德的努力，都注定失败。
人文主义的自由观与基督教不同。人文主义的自由观，认为人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大众的观念是：我们一旦面临道德选择，就有能力选择行善，或行恶。我们选择良善或邪恶时，没有任何倾向（predisposition）能影响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选择完全是自发的。照人文主义者的说法，倾向毁了自由。而基督教的看法是：没有倾向，就没有自由。
假如，我选择的时候，没有绝对的喜好影响我行善行恶，那我该怎么选？为什么我这么选？更重要的是，我凭什么选？若说，我的选择毫无道理可言，这未免太不合理了。如果我乱选一通，完全任意而为，那么这样的选择就毫无道德价值。人文主义者有双重难题。第一，人文主义无法解释什么是“自发”的选择；第二，对于人类的反常行为，也无法赋予任何道德意义。
人文主义非但不合乎理性，在历史上也说不通。假如人天生就是道德中立的，那要如何解释人类普遍的缺点？或许有极少数的人一辈子都不犯罪，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犯罪，更别说是大多数人，甚至是全人类了。针对这一点，最常见的回复是：“因为社会是败坏的，而道德清白的人，生在社会中，最终还是会受到罪恶的玷污。”这样的理论是肤浅的。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就把这理论戳破了：“这社会是怎么腐败的？”为什么没有道德理想的社会？道德完全的人，甚至不到半数！第欧根尼（Diogenes，希腊哲学家）追求诚实的精神延续至今。就算圣经从来没有提过原罪，我们光是研究历史和人类社会，也很容易推论出：人有原罪。
（选自《教我如何不信祂》，赵中辉译，改革宗出版社，标题为编者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