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特而来的信经
罗伯特·高德福瑞
对于许多基督教归正教会的成员来说，那刊印在《韵文圣诗》（Psalter Hymnal）靠近封底部分的《多特信经》（Canons of Dort），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大家所忽视了的。跟海德堡要理问答不同的是，这份信经在教会平常的崇拜仪式当中几乎很少用到，甚至在崇拜仪式中变得毫无用处。它也不能够像《比利时信条》（Belgic Confession）那样，对于信仰提供一份精炼的总结。然而，这份信经所记载的内容，按照当中对于改革宗基督教的几个关键性要点所作的细致与广泛的解说，一直都在指导着教会去更好地领悟上帝主权式的恩典。
在最近的年日里，此信经已经引起了几位诽谤者的注意，他们说这份信经并不够完善。甚至于某些牧师们，尽管曾经发誓要忠于教会在教义方面的标准，也提议说，这份信经所代表的神学是抽象的、主观臆断的，并且是按照某种经院哲学的角度被系统化了的，并非按照合乎圣经的方式被组织。批评者们担心的是，这份信经要么牺牲了上帝的自由，要么损坏了上帝的公义。
除了这些神学方面的顾虑，还有现实方面的问题：这份信经中所表达的恩典教义，是否能够被有效地传讲呢？教会的布道工作是否真的会不可避免地被信经中所发现的那种神学所削弱了呢？
这些紧要的疑问，指向了改革宗信仰的根基。是时候来再次检验多特信经了。根据圣经亮光的指引，教会必须做出决定，是要对这份对众人有约束力的信仰标准进行修订，还是要把那些提出批评的人士召回到真理面前来。
本章不是试图进行这样一个本乎圣经的重新检验。事实上，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和路易斯·伯克富（Louis Berkhof）“系统神学”著作当中所提供的合乎圣经的证据，似乎已经非常充足了。
相反，笔者在这里的意图，是要把这份信经放置在一个历史的情境中，好借此获得一个视角与焦点，来帮助我们探讨信经对于当今教会生活在神学上的相关性。我们首先会处理那导致该信经降生的神学氛围，然后介绍这些信经所针对的当时的处境。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调査，可以帮助教会来决定，当今的那些批评者们对于这份信经是否提供了更为敏锐的神学洞察，在对于合乎圣经的信仰的理解上，是否真的超越了当初那些信经的书写者们。遵循那美好的改革宗传统，本章要为读者呈现有关多特大会（Synod of Dort）的5个要点。
多特的组成
这个举措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到了1617年，荷兰的教会已经走到了分裂的边缘，而且国家也处在爆发内战的当口。好在这时候及时出现了政府更替，才使得这些灾难被扭转了局面，并且终于被允许召开全国大会。
虽然这个阿米念问题是跟荷兰的教会以及政府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却不单单是荷兰的问题。那些来自于大不列颠、法国、德国以及瑞士的改革宗神学家们，也都密切关注着阿米念争议的进展情况，并且越来越显得惊慌失措。
尽管在17世纪的时候，跨越国界的沟通与来往都是比较慢节奏的，但是那些欧洲的神学家们对于思想共同体的参与程度，却是远胜于今日的。拉丁文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能够用于彼此交流的共同语言。作为学生，他们在求学的过程中，通常都在欧洲几个伟大的高等学府当中研读过。改革宗的学者们尤其被那些最为卓越的改革宗大学所吸引，这些大学是：日内瓦、海德堡、剑桥和莱顿（Leiden）。
他们这种跨国旅行带来的结果就是，神学家们得以在私人层面彼此相识。于是，横跨欧洲大陆的各地的改革宗神学家们，都能够借着彼此间的谈话以及书信往来而持续获得消息，知晓在荷兰内部所发生的各项事务。有好几位人士，早在多特大会召开之前，就已经写出论文，抨击阿米念的神学思想。
荷兰的神学家们也意识到，阿米念争议所带来的冲击，并非只是局限于他们荷兰境内。他们意识到对于该问题达成一个国际性的改革宗共识的重要性。因此，荷兰就邀请了一些从大不列颠、法国、德国和瑞士等各个地区而来的改革宗教会的神学家们，让他们也都选派代表来参加多特大会。
所有的教会都接受了这个邀请，只有法国是个例外，这些国际性的代表们就在大会当中入座，各自都拥有全权的投票机会。（法国的改革宗教会也指派代表来参加这个大会，他们却从未抵达多德雷赫特，原因是：国王路易斯13世已经宣布说，如果这支代表团离开法国，将不再允许他们回国。）
所以，从真正的意义上说，这个全国性的大会，其实是一个国际性的大会。多特大会所发挥的功用，相当于一次普世性的改革宗大公会议，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再也没有类似的改革宗聚集了。多特的信经因此就不仅仅是一个荷兰的产品，而是代表着整个教会普世性的共识，而且是借助于改革宗队伍当中那些最睿智的头脑所达成的。《多特信经》，在所有改革宗教义标准当中，是最不具有区域性或是国别之局限的。
多特的议题
对于《多特信经》以及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的一个错误观念，就是认为这些只不过处理了神学外围的东西。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喜欢强调那些被其他福音派信徒所共同持守的那部分教义。尽管他们或许也会承认，信经中的改革宗特色，在教义方面是有价值的，他们却往往不认为这些是核心的与根基性的部分。
这样的方法并不是新奇的事物。阿米念派人士在荷兰就是按照这个辩解的思路而固执己见的，他们坚持说自己的立场并没有从改革宗的基要教义当中偏离出去。他们声称自己的不同之处所牵涉的神学细节是不足挂齿的，不过是如同堕落后拣选论（infralapsarianism）与堕落前拣选论（supralapsarianism）之间的细小差异而巳。
在这个大会被召集之前，弗朗西斯库斯·霍马勒斯（Franciscus Gomarus），这位带头坚持堕落前拣选论的神学家，断然否决了这种阿米念派的说法与策略。他宣称，在改革宗与阿米念之间的课题，并非是有关预定论的某些抽象的细节。相反，这个课题乃是关系到宗教改革的核心所在——唯独在基督里因信称义。改革宗的神学家，无论是持堕落后拣选论还是堕落前拣选论的观点，也都认同霍马勒斯的这个分析。
阿米念派的预定论教义说的是，上帝独自地拣选了某些人，赐给他们永生，而这些人只不过是上帝预先看到了会对福音产生出信心之回应的人。这样一来，某人是否被上帝拣选，就变得是要取决于其信心的有无了。改革宗神学家们准确地看到，这种观念在其根本意义上是扭曲了宗教改革所作出的那个重新发现，亦即对于信心的那个合乎圣经的理解。信心乃是上帝赐给蒙拣选之人的礼物，而不是另一个善行，也不是新约中一个新的合法条件。他们于是就拒绝了阿米念派的企图，认为对方是想要再次把人的合作当成是救恩的关键成分。这些改革宗神学家正确地看到，唯一能够保护“唯独信心使人称义”这个教义的途径，就是要尽可能清晰地坚持以下这个主张，即信心完全是一份礼物，是上帝按照其主权赐给那些他已经拣选之人的。
所以，此信经当中的每一条教义标题，都是在强调、坚固和保护基督教那个根基性的事实：救恩全部都是出于耶和华的。
第一个教义标题强调说，信心被赐给某些人，乃是根据上帝自己单方面的喜好，而不是因为被拣选者任何的努力或是特征，好像借此而使得自己看起来比别人更加配得救赎。
第二条教义标题显示说，基督受死，替那些蒙拣选之人完美地成就了救赎，而并不是使得救赎成为一个抽象的可能性而已。
第三与第四条教义标题表明说，世人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全然没有能力去帮助他自己，因此只能是全然地倚靠圣灵，借由圣灵来施行基督的死亡所达成的那些好处，并且圣灵是主权性地、有效地、全备地作工在那些蒙拣选之人身上的。
第五条教义标题则是安慰信徒们说，他们可以拥有确据，圣灵在赐给蒙拣选之人信心这份礼物之后，还会一直保守他们，以至于那些属神的人，在他们整个的人生当中，都会非常可靠地被保留在基督的身体之内。
多特的妥协
另一个有关这次大会的说法就像神话一般，认为该会议所表达的乃是一个特别死板与狭隘的加尔文主义的叙述。这种态度反映出对于该大会的误解。其实，当那些正统派的代表们在多特齐聚一堂时，很快他们就发现，彼此之间都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距。
尽管他们大家都能够同意，阿米念的神学是错误与危险的，他们却无法就如何才能最好地来正面表述改革宗的信仰达成共识。其中两个特别存在着分歧的领域浮出水面：拣选的教义，以及基督赎罪的范围。
对于拣选，大会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站在堕落后拣选论这边的，而另一群德高望重的少数派人士却是支持堕落前拣选论的。对于赎罪的范围，大部分人士都是对那传统的公式表示满意——最初是在中世纪被彼得·伦巴都（Peter Lombard）使用的——就是说，基督的死亡对所有的世人都是“足够的”，但是只有对那些蒙拣选之人才是“有功效的”。有两组人对这个大众化的观念表示了反对：第一组人想要从所探讨的议题当中除去“足够性”这个条目，而第二组人则是想要强调和详细阐述这个“足够性”的概念。
关于基督代赎性死亡的争论，尤其给大会的工作带来了麻烦，而且在某个环节中，一些代表威胁说他们准备退出会场，拂袖而去。不过，多特大会更多看重的是神学上的智慧以及策略上的需要。在诸多的讨论过程中，各个代表之间在神学上并不存在核心差异，这个结论逐渐明朗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经过某些妥协之后的构想是有可能达成的。借着一个及时的妥协，大会的工作总算是结出了果子。
在今天，“妥协”常常是一个被人蔑视的词汇，因为在最近几十年当中，有太多的情况提示我们说，一旦有某种神学方面的妥协，就意味着要向一些严重的神学错谬或是异端邪说投降。但是，在多特所达成的妥协，却能够成为现代教会生活的一个模范。这些改革宗的神学家们以罕见的敏锐在多特既护卫了圣经的核心真理，同时又留下一些空间，允许在正统信仰当中存留一些合法的神学方面的差异。例如，信经的最后陈述，同时允许人们做出堕落后拣选论与堕落前拣选论的解读。而在赎罪的范围这个问题上，“足够性”与“有效性”都被教导，但是对于“足够性”的最终性质，却留给大家继续探讨，未作断然的定论。
那么，这些信经并非正统加尔文主义整齐划一的僵硬的阐述，反而是一个温和的、包罗广泛的妥协，把所有的加尔文主义者围绕着信仰的核心而聚集到了一起，避免了这场运动为着一些边缘性的议题而走向分崩离析。
信经的语言
参加大会的代表们在他们的工作中使用了两种方式来进行报告与讨论。约翰·黑尔斯（John Hales），一位来自英国的大会观察家，他在自己发自多特的信件当中对与会者作了诸多的描述。1619年1月8日，他带着赞许的心情记录了当中的一场讨论：“探讨和辩论的时候，用的是一个接一个演讲的方式，遵行拉丁文讲道的风格，或者说更像是神学讲座，正如我们在学校里面所采用的那种方式。”1月18日的另一场讨论是他不认同的，他如此评论说：“他的演讲方式极为雄辩，正如他在讲道中所采用的那样，而不是经院式的，遵循那种争辩的时尚和学校中的风格。”
到了应该书写信经的时刻，大会必须要在这两种报告方式当中进行选择，也就是在经院式的模式（即神学院校中的讲座的那种技术性的形式），还是那更为通俗的方式（即为着教导的目的而对着教会大众所采用的演说形式）。代表们的决定是，如果把信经的框架设计成能够让众教会都可以很容易明白并受到训诲的形式，那才是最大的成果。于是信经在格式上就不是经院式的，而是采用了简洁与直截了当的方式。
为了印证这个论点，我们只需要看一下第一条教义标题的例子就好了。条款一至六精确地表明了拣选这个道理应该如何被教导，以及这个合乎圣经的教义应该如何被探讨，以便坚固教会。遵循圣经的模式，这份信经开始于人类历史所彰显的对于救赎的需要，然后进入到上帝在历史上所预备和赐下的基督，最后把上帝那有效的救恩预备，与他那永恒的、主权性的、自由的旨意相联系，指出某些人是被拣选的，而另一些人则被留在他们自己的罪里面了。
信经的相关性
多特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618年11月到1619年5月。这些杰出的欧洲改革宗神学家们，历经几个月漫长的劳作，编制出一份受到教会广泛认可与欢迎的公告，实在对于合乎圣经的基督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表述。信经所使用的简明与通俗的语言，正好说中了广大基督徒内心最深切的需要。
当基督徒们意识到自己全然被罪恶所捆绑，此信经呼召他们要在上帝面前谦卑。信经激发了大家对上帝拣选之爱的感恩的心，这拣选是在基督里所成就的以及被圣灵主权式地施行出来的那完美救赎。信经也对基督徒的内心讲述了安慰的信息，驱逐了恐惧，并且宣告了上帝那永远不离不弃的大爱。信经呼吁上帝的子民要从那种病态的自我忧虑当中解放出来，带着爱与喜乐，积极入世地去服事上帝。
此信经的神学理念并不是要用棍棒来恐吓改革宗的信众，让他们什么工作都不敢做。相反，信经是要用上帝纯全的旨意来武装改革宗的教会。因着被信经所教导的那种对于上帝满满的信心而得来的坚固，改革宗的基督徒们成为基督在欧洲最有活力和果效的见证人。
21世纪，教会同样需要这种充满生机同时合乎圣经的信仰，正如17世纪的时候那样。教会需要宗教改革的那种异象，这不仅仅是为了保留一种传统。教会必须被装备，好去首当其冲地面对当今的诸多问题。困扰美国基督教的，并不是圣经知识太多，而是太少了。
改革宗的基督徒们需要重新吸收此信经当中那些合乎圣经的观点，以便让那些被呈现出来的真理能够弥漫在他们心灵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上帝的真理使得教会充满能力的时候，就会不断地有人获得救赎，并且被恢复到上帝起初所期望的荣耀状态。
(本文选自《宗教改革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