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经
Interpretaton of Scripture
基督徒能明白神的话(诗一一九34)。
所有基督徒都有权利与本分，不但从教会传统信仰中有所学习，而且他们自己也能解释圣经。天主教就怀疑这一点，他们以为个人很容易误解圣经。这倒是真的；但如果凡事遵照规矩，忠实遵守，就能帮助信徒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圣经每一卷都是人所写的，虽然要尊敬圣经为神言，但解释圣经亦应由其属人的性格上开始。因此，以灵意解经(寓意解)，而忽视著者所表白的意义颇为不当。
圣经每一卷的书写并不是如法典一般，乃是读者大众所能明白的话语。最初所写的圣经是用寓言式的，如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与启示录。主要的动力总是清楚的，虽然细节繁多。所以当我们了解著者所用的词句，以及当时读者的历史背景，和他们文化的传统时，我们就能明白所传达的思想。
属灵的了解——那就是分辨神的现实性，祂对待人的方法，祂现在的旨意，以及人现今与将来跟神的关系——不能从经文中临到我们，除非我们心中的帕子被揭开，我们才能分享圣经著者的心情，来了解神的荣耀(林后三16；林前二14)。我们要祈祷神的灵能使我们心中生出热情，并在经文中得到神的指示(参看诗一一九18～19，26～27，33～34，125，144，169；弗一17～19；三16～19)。
在神恩惠的渐进启示中，每卷圣经都有它的地位，这启示始于伊甸，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五旬节，以及使徒时代的新约中达于高潮。当我们研究圣经时，每卷书的地位必须存记在心。例如，诗篇在每一时代中形成了敬虔之人的心，但是以预表来表示祈祷与赞美，在基督教以前的时代中设定恩典生活的范围。
每卷圣经都是从同一位神的心意中发出来的，所以六十六卷圣经的教训，都是互相补充与前后一致的。如果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点，问题不在圣经，乃在我们。经文与经文之间决不自相矛盾，这是千真万确的；反而互相解释，以经解经。此正确的以经解经原则，有时称之为圣经的类比，或信仰的类比。
每卷圣经都表现出有关神，人类，敬虔与不义的不变真理，适用于个人并团体的特殊情形中。解经的最后阶段，就是将这些真理再一次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情况中，这是分辨神在圣经中，在此时此刻对我们所说的是什么。这种再度应用神的话之例证，就是约西亚在犹大未能遵行祂的律法，而了解到神的忿怒(王下廿二8～13)，耶稣从创世记二24所发的理论(太十九4～6)，以及保罗引用创十五16与诗三十二1～2表明因信称义的现实性(罗四1～8)。
不可把意思勉强读进圣经里面去，那就是不存成见地表白一个人或更多人的见解。
仔细地并用祷告的心来遵守这些原则，就是每位基督徒『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的标记(提后二15)。
解经的原则，乃是要将圣经中有不明显的地方加以解释明白。因为圣经有许多特出的性质，使解经也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圣经的记录非常久远，从主前一千二百年(或许更久)，到主后一百年之间完成；文字是用希伯来文，亚拉伯文，及希腊文所写成，又反映出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要了解圣经文典的基本条件，必须要用历史与文法的解释或注释。注释的主要功用，乃是要确切明白作者在经文中所要表达的意义，而且也要使读者真正明白作者的原意。
注释与讲经略有不同：注释乃是在神学课室中，以历史文法的背景来注解圣经；讲经乃是在讲台上讲解圣经。讲经的目的是要以圣经的经文来适用于今日你我的生活光景中，藉着圣经的教训来解答我们人生中的问题。但是今日讲台上的解经，必须配合对于圣经的注释；就是今天听者对于圣经的教训，必须是圣经原来作者写经时向当日听者所表达的目的。我们研究解经的原则时，无论是历史性或文法上的注解，或今日讲台上对于日常应用的讲解，都是称为『释经学』。
文法与历史的注释
圣经的全部经文，或是部分经节，必须要参照上下文才能明了，不单是上下文，而且还要完全明白圣经的主题。这种注释的方法被称为：
圣经中的文藻：就是言语的结构与成语。
圣经中的文学：除非经文中文学格式，从字面上首先可以看出的话，我们就必须先考察，这段经文是诗词或散文，历史或譬喻，事实或象征。圣经中还有些文体是非常特出的，在其他文学中所找不到的，即预言或启示，这两种文体必须在解释方面用不同规则。
历史的背景：对于圣经中许多作者们与他们时代的历史关系，也是非常重要。近东的历史时期，可以追溯到主前四千年，一直延续至罗马帝国时代。这段漫长历史时期中变幻无常，假使我们可以不同历史时期背景来解释经文，就一定会有极大的错误。如果我们以登山宝训的准则来判断青铜器时代的律例与行动，就会有许多误解。我们可能从耶利米书中得到某些属灵的教训，但我们若忽视了先知工作时期中的革新运动，我们就无法对于耶利米书中的信息有适当的解释。
地理的情形：气候与地形对于人民的观点与行为有极深的影响。旧约时代各地人民在宗教上有不同观点，与巴勒斯坦的地理有极大的关连。当时巴勒斯坦人民敬拜巴力，是因为当时人民需要靠雨水才有丰收(参申十一10～17；何二8；耶十四22)。对于迦南地的人，巴力是他们降雨的神，能使地土肥沃；人们敬拜巴力的仪式，乃是盼望要有雨露下降，产物丰收。对于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并不晓得他们祖先的神，是怎样在旷野中供应他们的需要，现在到了迦南地仍是要照样供应他们——现在他们在迦南地，仍是耶和华上帝，不是巴力，降下雨露，赐以丰收。我们提到了圣经的言语中许多在实用上，譬喻与地形上有关的参考，对于这些情形的了解，是明白圣经作者之言语的必要步骤。
人们生活的情况：我们在圣经中所看到的人们生活情况怎样?我们竭力去了解他们的心思意念，并不容易。但我们若盼望对他们有深切的体察，了解他们的言语与行动，动机与期望，友爱与仇恨，就必须尽力以各种方法来解释，如此才能真正明白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况。
神学上注释：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是今天教会的经典，是神自己特别将祂的话语启示出来；所以单单以文法和历史的方式来解释圣经是不够的。用文法和历史来解经是需要的，但是最主要的乃是以神学的方式来解经。圣经不单是六十六卷的经书集合起来；圣经乃是以六十六卷经书作为『正典』。『正典』有两大部：第一部是希伯来文的经书(即旧约，为犹太人与基督徒所接纳)；第二部为希腊文的经书(即新约，为今天教会所接纳)。如此，全部经文(即新旧约)，虽然可以用文法历史的注释；但我们也称新旧约为正典，正典乃神的启示和人对启示的回应和记录。因此，文法与历史的注释，可能会看到圣经中各种不同的观点，但神学的注释必须先断定在许多不同的看法之中，仍有统一的主题。
犹太人的注释：按照传统的犹太人注释，所有旧约希伯来文的经书与先知书都是律法书(Torah)的注解。著名的拉比常订定规例作为圣经注解的原则。希列(Hillel)定了七条；以实玛利定了十三条；以利亚实(Eliezer ben Yose)定了三十二条。这些规例甚至于在中世纪时还被应用。
早期基督徒的注释：新约的作者以旧约经文为统一的，教导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而因信得救，而且也教导我们怎样来忠心事奉主(参看提后三15～17)。圣经的经文怎样能有这统一的主题呢?是因为『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一21)，目的都是要为基督作见证。最初的基督徒对于旧约的解释，都是认为新约乃旧约预言的成就。旧约的应许都成就在基督身上，旧约的预言也是论到基督的降临；所有的应许都在基督身上应验。希伯来人书作者特别指出，神当初曾『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今天乃是在基督身上成就了最完美的最后的晓谕(来一1～2)。保罗指出神藉着亚当，亚伯拉罕，摩西，与基督来恩待世人。圣经中的启示乃是在历史中逐渐彰显出来，这是非常基本的观念，甚至主自己也如此教导我们。这个逐步启示的观念，也就是在历史中神的作为，是一贯的，是不断地显出是审判的主，也是更新的主。
使徒后期：使徒后期的解经法是受到希腊人对灵感理论的影响，这是希腊人隐喻派释经所产生的必然后果。假使诗人荷马所论到希腊神只只是出于灵感，那未有思想的外邦人会接受他的著作，认为荷马史诗乃是以隐喻来表达真理，不然必须是用哲学理性才能得到这些真理。这种隐喻的方法，首先是由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哲学家菲罗所阐扬，后来又由亚历山大的基督徒，如革利免与奥利金来解释圣经。这些作者认为在圣经中有些在知识阶级中不被承认的地方，或是在道德方面不获认可的字句，假使用隐喻法来解释，就变为合理，而且可以承认了。若是用隐喻法，他们认为圣灵藉着先知和使徒所要传达的意思，就能完全明了。但是这种解释经法极为武断，因为各种解经的人是以自己个人的主见作为解经的原则，所以在事实上确是破坏了圣经真正的内容，而且完全忽视了圣经原来的真义，以及启示中历史性的意义。与亚历山大学派相对的是安提阿学派，安提阿学派虽然并没有完全拒绝隐喻法，但他们却是特别注重圣经历史性的事实。在西方，闻名的保罗派解经家，其中有一位很可能是耶柔米，他特别重视经文中文法的意义，此外又有安波罗修(Ambrose)与奥古斯丁，他们却受到隐喻派的影响。但奥古斯丁神学上的亮光，尤其是他特别重视神的大爱为启示的要素，使他有一个正确的释经学上的原则，就是他在利用隐喻法的时候，不会脱出经文的要训。
中世纪：到了中世纪时，解经家特别将教父时代所讨论的圣经经文中字面的意义，与更高的意义分辨出来。中世纪的经院学派，把圣经分作四重意义：1．字面的意义，就是在圣经所记录的事情与言语的表面意义；2．道德的意义，就是从经文中演译出生活与行为的教训；3．比喻的意义，就是从地上的事态，看到属灵的含意；例如，讲到『水』，可以有不同的程度：(1)实际的水；(2)道德方面的纯洁；(3)表明在属天的耶路撒冷中有永生(如启廿二1)。从这些中又可以分类。因此，各种隐喻的意义成为非常神秘的意义，这种方法今天我们称之为表征法。神秘意义的解经法最好的例子是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的(雅歌详解》。在伯纳德的讲辞中与犹太人的解释一样，都是从经文中看到更高尚的意义，因此而能看到属天的异象，获得神的爱心，得到更高的知识。所谓表征法，若用得适当，就能看到预表的真义，在全部经文中都有这种预表的意义。例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会幕，以及各种祭祀能预表基督徒各种属灵的敬奉。
新纪元：在十五世纪末与十六世纪时，又有了一种新的发展，使文法历史的注释与神学的注释间的分裂，得以弥补起来。马丁路德至少是在原则上否定两者之间的分裂。他说：『什么是神学呢?乃是以文法来注解经文。』在路德之前早已有人如此提倡。英国的学者古莱(John Colet)于一四九六年从新大陆的康州回来后，在剑桥大学教授保罗书信时，乃是按照经文中明显的意义来解释圣经，完全根据历史的背景来解经，激起一场极大的轰动。后来他所用的释经法也深深地影响了伊拉斯墨(Erasmus)。
对于文艺复兴，路德马丁的宗教改革，使『因信基督得以称义』成为圣经注释的中心原则。路德马丁虽然有时仍利用隐喻法，但他称隐喻法为粪土。加尔文乃是文法历史派的系统注释家，他最早的注释书，是以这一派的方法来解释罗马哲学家孙尼加(Seneca)的著作。加尔文完成的全部圣经注解的巨著，今天仍能帮助许多读者。
反对改革宗的解经家也曾助长纯正的注释法。在改教时代时，大家利用启示，作为彼此攻击的武器，有两个人却再重新回到教父们所用的正确解经法。在改革教的学者之中，也有一位荷兰的著述家认为单攻击教皇为敌基督已大大离轨，他所著(新约简解)因为太客观，甚至于被视为理性主义者。
最初的与整全的意义
圣经是教会的经书，圣经的经文，无论是全部，或部分，对于读者都有整体的意义。圣经对于读者有什么意义，乃是从无数从前的读者所得亮光，使今日的读者更明白。这个堆积起来的意义，乃是称『整全的意义』。所谓『最初的意义』乃是以文法和历史的方法，看出作者原来的意义。整全的意义，如果不与最初的意义冲突，使今天的教会，或男女基督徒，能够从经文中得到更大的、更有益的帮助。雅各在雅博渡口与神人摔跤(创三十二22～32)是最好的例子。若是我按原来的光景来注释这段圣经就不易解明，但这段经文并没有使历代的基督徒获得许多有益的功课。何西阿当时从这段经文学到了功课(何十二3～4)；在后来的世代，保罗也从雅各的经验中学到一个功课，所以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林后十二10)。对于许多西方的基督徒而言，卫斯理查理所写的圣诗<摔跤的雅各)供应了许多属灵的经历，也更明晰地帮助注释本段经文，使许多基督徒更明了圣经整全的意义。卫斯理查理的诗说：『靠我己力摔跤失败，有主同在蒙恩得福。』
这个整全的意义可以被我们接纳，因为并没有与最初的意义不同。从这里的解释看出，并不是一个摔跤的、诡诈的雅各得胜了，乃是一个哀告的、瘸腿的，并坚持的雅各，终于获得了神的祝福。
近代的解经趋势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风行的圣经注释法是实存主义的解经，尤其是受到布特曼(Rudolf Bultmann)的影响。布特曼受两个人的影响，一是翟厚税(Wilhelm Dilthey)，他认为解经家必须将自己反映出圣经作者的经验，而且要自己去亲自体验这些经验；另一位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他认为一个真正实存的个人必须在他面对现实的时候，能真正体会自由。
这个看法在布特曼的神学思想中发展出一种称为『先见』(Preunderstanding)的观念。布特曼认为，我们必须对新约有一种先见。对于布特曼，他认为海德格的说法，乃是新约作者们早已说过的。先见就是要看到新约作者所说过实存的思想。
布特曼的学生法其(Emst Fuchs)认为解经的重任乃是要创造一种『语言的事件』(language event)，因此在圣经中的实存语言，可以与今天的读者相遇，并激励读者要去作一个决断，叫他们的信心被激发，然后才能得着救恩。
最近又有一种所谓『结构』的解经法；他们完全不重视整全的意义与最初的意义的关切，而且完全忽视经文有历史背景上的重要性，也不重视作者的生活环境，以及经文怎样传袭下来，甚至于也不再理会最初作者的目的；这种结构上的解经者，只关心经文最后的形式及独立的语言学上的现象。
然而忠于圣经的解经家，是所谓『救恩历史』(Salvation history)的释经学，这派的代表人是古门(Oscar Cullmann)；另一派忠于圣经的解经法被称为『正典释经学』，这派的代表人为戚尔兹(Brevard S．Childs)。救恩史认为圣经主要的目的，乃是显示神全部救赎的工作，在基督里达到了高峰；正典解经法乃是以全部圣经的正典为救恩的宣示。
（摘自赵中辉《神学名词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