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主义为何不发展本身的艺术风格？
凯波尔
我认为正是加尔文主义拥有更高的原则，才不得发展自身的建筑风格。谈到加尔文主义和艺术的关联，我必须先提建筑。因为无论是古典艺术，所谓的基督教艺术、所有的艺术和其产物，全体现在建筑中。艺术的其他分支，最终也都应用在圣殿、教堂、清真寺和庙宇等建筑上。几乎每一种形式的艺术，都是源自敬拜的中心，也都是为了敬拜，要将各自的理念展现于宏伟的建筑结构中。这种活跃动力的本身是高尚的；艺术从宗教获得了最强烈的动机。宗教热忱犹如一座金矿，为各种最大胆的艺术构想，提供了丰厚的资本。由于艺术在神圣范畴之内展现其构想，所以不光是少数艺术爱好者，还包括所有的人民，都会为之倾倒。对神的敬拜能连结各种的艺术型态。不仅如此，因着与永恒者的联系，艺术得着了内在的统一性，并圣化其理念。
这就说明了一项事实：无论宫殿或剧院的建筑对艺术发展作出怎样的贡献，通常是“圣殿”使它们留下独特的印记，使它们充满创新的风格。艺术风格和敬拜风格是一致的。
倘若这种受艺术启发的敬拜，和受敬拜启发的艺术，并不是过程，而是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坦承，加尔文主义是有错误的；但如果能证明宗教与艺术的这种结盟，是较为低层的宗教阶段，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发展，那么很明显地，正因为加尔文主义缺乏特殊的建筑风格，它才获得了更高的赞誉。认识到这一点后，我接着来加以说明。
首先，神祇崇拜的美学发展，产生了帕德嫩神殿、万神殿、圣索菲亚教堂、圣彼得大教堂的石刻艺术，这种美学发展可能发生在较低的阶段。在这阶段中，亲王和神父会将同样的宗教型态，强行施加在全国人民身上。在这情况下，所有不同的灵性表达全都合并在一种象征性崇拜的模式中。众人在地方长官和神职人员领导下的联合，才足以支付大型建筑和装饰所需要的庞大经费。在国家的进步发展下，统一性就分裂成个别的特色，当宗教从象征性步入清楚意识的生活时，它也攀上了高原。因此必然产生两种结果：崇拜分成许多形态；成熟的宗教也摆脱了圣职和政权的监护。
十六世纪的欧洲，灵性发展虽然不快，却逐渐成长到较高的层次。启动这项转变的，并非那要求全国和亲王拥有共同宗教信仰的路德宗，而是对宗教自由有深刻领悟的加尔文主义。凡是信奉加尔文主义的国家，都有宗教自由的观念而使生活趋向多样化，因为它粉碎了宗教领域里的国家权力，并且终结了圣职主义。结果，它摒弃了象征式的崇拜，拒绝因应艺术的需求而把加尔文主义的信仰精神，体现于壮观的建筑物中。
有人反驳说，象征式的崇拜也曾在以色列人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这不但无法削弱我的论证，反倒有助于我的主张。因为新约岂不是教导我们说，原本在旧约时代所兴盛的“影子事奉”，到了如今预言实现时，就成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来八13）。我们在以色列看到祭司所带领的国教，到了所罗门时代由各样的象征记号表现出来，并因此体现于壮丽辉煌的圣殿中。一旦这影子的事奉达成了服事主的目的，基督来了，预言时候将到，人敬拜神不在耶路撒冷的宏伟圣殿，而是用心灵与真理敬拜。使徒的著作也依循这项预言，因此在他们的书信里丝毫找不到与敬拜艺术有关的痕迹或影子。亚伦地上可见的祭司职份，被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那天上不可见的祭司职份所取代。纯洁的属灵敬拜，突破了象征敬拜的云雾。
（选自《金石之言——从加尔文主义论宗教、政治、学术和艺术》，郭熙安译，改革宗出版社，标题为编者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