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法与福音
Law and Gospel
律法是神向人类的生活与行为所表达的圣洁旨意，福音是为耶稣基督所完成与神和好的佳音。在全部教会历史中，律法与福音有各种不同的关联。
在中古世纪有把律法与福音视为同一的倾向。福音有时被称为新的律法，因为许多人认为守律法乃是与神和好的基本要素。
路德马丁以及宗教改革运动对于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另具慧眼。在正统的抗罗宗主义内，对于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又有不同的着重与表现，但却有着基本观念上的同意。对改教者而言，律法被了解为给亚当的生命之道；堕落后，律法不再是败坏的罪人得生命之路，因为人不能完全守住律法。因此律法——本身是好、属灵的——就定了人的罪，人就需要另一条得生命之路，拯救他脱离罪孽。这条路是在耶稣基督里预备的。福音就是好消息，那无罪的耶稣代替祂的百姓守住了律法，死了，是为他们的罪受了咒诅，唯独凭信心来接受祂的救工，并非靠着顺服。所以福音就是生命，藉着那称罪人为义的基督，赦免他们的罪，并将义归给他们。
改教者对律法的用途有三种看法：
第一，律法对社会是一种服事，增进民事的公义。
第二，律法叫罪人知道自己有罪，催逼他来就基督。
第三，律法引导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
路德宗神学认为律法与福音之间的区分成为主要的组织原则。律法使人悔改，福音领导人相信基督。论到律法的第三功用，路德教导说，圣洁生活是从信徒的心中自然生成的，但律法的确帮助基督徒承认并面对仍然存留在他里面的罪。
在改革宗神学中，律法与福音的区分乃是基础性的，但往往是暗示性的，而非明确的说明。在改革宗神学中，律法与福音间之区分的主要表现，乃是在工作之约与恩典之约间的区分。论到律法的第三功能，改革宗神学教导说，信徒需要律法来引导他过圣洁的生活。
从历史方面来说，路德宗与改革宗要适当地平衡律法与福音上都感到困难。失去平衡，不是一方面产生反律主义，就是一方面产生法理主义与道德主义。
反律主义强调基督徒已经脱去了律法的咒诅，以致忽略了信徒要天天认罪，并诚恳地追求圣洁。他们未能教导在称义之后，不可避免地要进入成圣的过程。天主教就攻击宗教改革，说它是反律主义，认为唯独因信称义会导致道德上的松懈。
早在一五三O年路德就表示担心他的一位同工，雅其科拉会成为一反律主义者；路德批评雅氏未能适当地强调基督徒道德的责任。十七世纪时，几位英国的加尔文主义者也被攻击为反律主义者。在抗罗宗的头三世纪中，反律主义者的数目很少，而在十七世纪英国的抗罗宗中，对此却有相当的恐惧。
就历史方面来说，面对宗教改革，律法与福音的平衡上，在另一方面来看乃是道德主义与法理主义。道德主义者，或说新道德派如此强调基督徒的责任，以致顺服比信心果实更为重要，认为顺服乃是因信称义的必然因素。法理主义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基督徒的得救确知与喜乐，并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过度检讨自己思想的敬虔。
道德主义在十八世纪的改革宗教会中如此普遍，甚至发生了几项强烈的反应。在苏格兰有多马波斯顿(Thomas Boston)，以及其他均对抗苏格兰教会中的道德主义。在美国由怀特腓乔治所领导的大复兴运动，则更为成功地向教会中的道德主义挑战。
十九世纪达秘的时代主义是另一逃避道德主义的努力。律法被认为是在摩西时代的得救之法，而在新约时代恩典的福音乃是救恩之门。时代主义的实际功效，乃是走向反律主义，尤其在基督为救主与基督为主间的区分发展上更为显著。此一区分不但在神学方面是反律主义的，而且在事实上也领导并认定了基督徒道德的松懈。
在努力平衡律法与福音上的另一影响，是在巴特的著述中。巴氏著书《律法与福音》，辩论说二者之间有基础上的联合，他与天主教的龚汉思步调一致地说，改教者把律法与福音分得太远，以致彼此对立。巴特把律法与福音合并，使他与龚汉思如同从一个鼻孔出气，主张基督徒称义，一方面是藉着基督的义归给信徒，另一方面是由于道德改变的结果，才将它的义注入信徒中。巴特的立场在不知不觉中，反对宗教改革者所说律法与福音的平衡，而走向道德主义；然而他的立场却影响了福音派的神学家，如福乐但以理(Daniel Fuller，1925年生)。
今日教会应当重新了解十六世纪改教者在他们的信条与神学中，阐述有关律法与福音合乎圣经的平衡教训；了解这些教训，对于平衡基督徒生活是非常基要的。
（摘自赵中辉《神学名词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