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利兰·赖肯
“上帝把人造成了社会性生物。我们期望从人类社会中获益。因此人类社会也应该从我们获益，这才显得公平。”——柯顿·马瑟
即使是几乎完全不了解清教徒的人都在堂而皇之地使用“清教徒工作伦理”这一短语。如果我们探究他们对这一短语的理解，就可以发现，今天多数人显然对这条短语的特定内涵所知甚少。对许多人而言，“清教徒伦理”只不过是他们用来表达对清教徒反感的万用标签。
即使当人们把这条短语仅用于工作话题时，由于人们对清教徒真实想法有众多误解，也使得这条短语的含义含浑不清。今天，人们把“清教徒工作伦理”这个标签贴在一大堆当代弊病上，如工作狂综合症、苦苦劳作、竞争、膜拜成功、拜物主义和对个人奋斗的膜拜。
清教徒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这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但当我们了解到，我们心目中所谓“清教徒工作伦理”在许多方面实际上与十六、十七世纪清教徒关于工作的真实想法截然相反，就不禁感到震惊了。在过去三个世纪内，最初的清教徒工作伦理被世俗化地曲解误用，并把持了西方文明。因此，我从这一表面上为现代人所熟知、实际上被大为误解的话题开始，对清教徒在这一问题上的信仰进行讨论。
背景：圣俗分野
为了理解清教徒对工作的态度，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活动背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习惯地把工作类型区分为“神圣的”和“世俗的”两个种类。神圣的工作是由神职人员完成的工作。所有其他工作都被带有偏见地称为是世俗的。
对工作的圣俗分割可以一直上溯到犹太教的塔木德。其中一个祷告显然是文士的观点：
我感谢你，主啊，我的上帝，因你赐予我的份是和坐在学堂里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和那些坐在街角的人在一块儿；因为我早起工作，他们也早起工作；我早起在律法书上用功，他们早起则在一点也不重要的事物上用功。我自己很疲惫，他们也很疲惫；我很疲惫而因此受益，他们很疲惫却终无收益。我奔跑，他们也奔跑；我奔向来世生命，而他们奔向毁灭之坑。
将工作同样分为圣俗两大种类，成为中世纪罗马公教的一个首要特性。这一态度曾于四世纪被优西比乌（Eusebius）系统阐述过，他写道：
基督的律法赐予他的教会两种生活方式。一种超乎自然及普通人类生活之上……它完全、永远地和人类日常习惯的生活区分开，将自己单单奉献于侍奉上帝……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完美形式，另一种更卑微、更人性化，允许人……把心思花费在宗教信仰上，也花费在农业、商务及其他更世俗的事务上……分配给他们的是一种次等的虔诚。
但是，清教徒拒绝用来作为其工作神学之起点的正是这种圣俗二分法。
所有正当类型的工作都是圣洁的
在摒弃圣俗分野（即那种认为教士、隐修士和修女的工作比家庭主妇、商店店主的工作更加神圣）的看法上，马丁·路德比其他任何人贡献都要大。此后加尔文在这一论题上也很快发表了他的看法。清教徒毫无异议地追随路德和加尔文在这一问题上所指的方向。
像改教家们一样，清教徒们也反对圣俗二分法。威廉·丁道尔说，从外表来看，“洗碗碟和传讲上帝话语二者确有差别；但从讨上帝喜悦上来看，二者一点差别也没有”。威廉·珀金斯（William Perkins）有同感：“一位牧人的牧羊行动……在上帝面前，与一位法官的宣判行动、一位行政官的管治行动或一位牧师的讲道行动，都是同样好的工作。”清教徒拒绝圣俗二分法，意义深远。
首先，这给每种工作赋予了其固有的价值，并将每份职业和基督徒属灵生活整合在一起。它使每份工作都能成为荣耀上帝、顺服上帝、（通过服侍）表达自己对邻人之爱的场所，因而使每份工作都具有重要性。因此，休伊·拉蒂默（Hugh Lathner）从基督树立的榜样看见所有工作的真正尊贵价值：
“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救世主、万王之王，并不羞于劳动；是的，他从事了一份如此简单的职业，并藉此圣化了所有类型的职业。”
约翰·多德（John Dod）和罗伯特·克列佛（Robert Cleaveir）写道：“伟大而尊荣的上帝从不厌弃诚信的行业……无论它是多么卑贱，他都给它戴上祝福的冠冕。”清教徒确信所有工作都是高尚的，这也对圣化平常事物有重大影响。关于基督教信仰对公共生活和工作的圣化能力，约翰·柯顿这样说：
“信心……在一个人蒙召所从事的最平凡、最困难的事情中给予他鼓励。一颗体贴肉体的心不懂得如何委身于这种平凡的职位；但如今，信心既然已将我们置于一种天召，如果需要我们从事某种平凡的工作，它就在其中鼓励我们。……信心让人准备好欣然接受他蒙召去从事的任何平凡侍奉，哪怕是一颗体贴肉体的心视为羞耻的事。”
威廉·珀金斯指出，人们可以“在任何类型的天召，包括打扫房屋或牧羊之类的天召”中侍奉上帝。纳撒尼尔·马瑟（Nathaniel Mather）说，上帝的恩典能“使每个行动都具有属灵意义”；即使是最简单的行动，如“一个男子爱他的妻子或孩子”也能变成“充满恩惠的行动”；“他的吃饭喝水也可以是顺服上帝的行动，因而在上帝眼中很有价值”。
对清教徒而言，生命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他们的目标是将每日工作和对上帝的敬虔奉献整合在一起。理査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声称，正是在商店里“你才能确定无疑地期待上帝的同在和赐福”。当清教徒提出，“工作中的每一步和每项措施都可以是圣洁的”，这对人们关于日常工作的态度有着革命性的影响。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在他著名的《论出版自由》中，挖苦那些把宗教信仰留在家里的商人，说他们“终日交易，却置宗教信仰于不顾”。托马斯·加泰科认为圣俗之间没有张力，他写道：
“当一个人……蒙召成为基督徒时，不要想自己必须放弃所有世上的职位……并完全把自己用于……祷告和沉思默想。相反，他必须持守自己作基督徒的天召、同时保持他原有的天召，从事作基督徒的天召，并从事原有的天召。”
清教徒的目标是服侍上帝，但并不仅仅是单纯在世上的工作中侍奉上帝，而且要通过工作来侍奉上帝。约翰·柯顿暗示了这一点，他写道：
“一个真心信靠上帝的基督徒……凭信心活在他的天召中。不仅我的属灵生活，而且我的尘世生活，乃至我活着的一切，都是藉着对上帝儿子的信心：生活中的所有部分都是信心的彰显。”
柯顿·马瑟也说：
“基督徒不仅应该能够向上帝交代他的工作是什么，而且要交代他在工作中是什么样的人。基督徒有工作是不够的，他必须努力使他的工作符合基督教信仰。”
清教徒强调生活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因此毫不奇怪，十七世纪末有一本名为《制造帐篷的圣保罗》的小册子中指出，新教徒运动促使人们“享受世俗的职位”。
清教徒的天召观念
除了指出所有类型的工作都是圣洁的之外，清教徒的第二项坚定主张是，上帝呼召每个人履行天职。清教徒说，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天召。听从天召就是顺服上帝。这一态度有一个重要影响：它使人们看到，工作乃是对上帝的回应。
首先，清教徒强调拣选和护佑等教义，因此，每个人理所当然都有个从上帝而来的关于工作的天召。清教徒神学家理查德·斯蒂尔写道：
“上帝呼召每个男女……以世上某种特有的方式侍奉他，是为了他们自己和公众的好处……上帝作为这个世界的伟大统领，将适当的职守和职权范围分配给每个人。”
威廉·珀金斯在他的经典著作《论天职或人的天召》中写道：
“一份天职或天召是某种生活类型，由上帝授予或加给人，为了共同的利益……每个类型、国家、性别和条件的人，毫无例外地一定有自己要投身的特定天召。”
天召的教义在美洲清教主义中更明显。柯顿·马瑟断言：“每个基督徒通常都有一个天召。也就是说，应该有某种特定的事务……它通常是一个基督徒花最多数时间来从事的；他就可以在这一事务上荣耀上帝。”约翰·柯顿也说了类似的话：
“信心吸引一个基督徒的心活在一种正当的天召之中；每当一个人开始仰望上帝和他所赐的恩典时，他会努力找到一种正当的天召和职位，否则不会安歇。”
清教徒天召观的效应之一是使工人成为侍奉上帝的管家。从实质上看，是上帝将工作分配给了每个人。从这个观点来看，工作不再是冷漠的了。况且，工作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本身；工作是一个人活出他和上帝个人关系的一种方法。一份清教徒资料指出：“无论我们的天召是什么，我们都要在职位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理查德·斯蒂尔视工作为管家的职位，他写道：
“把才能借给你的那位也曾向你说：‘使用这些才能，直到我来！’你怎么可以终日闲站着呢？……你的行业就是你的职责范围。”
珀金斯写道：“上帝是统帅，他把特定的天召指派给每一个人……上帝自己是天召的作者和开端。”
既然上帝呼召人去从事各自的工作，那么这种工作就是侍奉上帝的一种形式。约翰·柯顿如此说：
“因此，一个在世上工作中服侍基督的人……是在上帝的同在中忠实地工作，是一个手上有属天事务的人，因而晓得上帝赞同他的道路和工作，使他得安慰。”
根据清教徒的观点，在蒙召的职位上工作，是在上帝的看顾下工作。柯顿·马瑟指出：“哦，让每个基督徒在蒙召的职位上工作时与上帝同行，工作时仰望上帝，在上帝的看顾下行事。”
基督徒天召教义的另一个实际效应是使人对自己的工作满意。既然基督徒的天召来自上帝，那么接受他的工作任务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柯顿·马瑟写道：
“一个基督徒应该在工作中满足。……单单是上帝的恩惠使他能满足、满意地参加工作。……你在工作中有困难和麻烦吗？在这种困难处境下仍然感到满足，是你对上帝不小的效忠，因为是他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
由于天召而作上帝的管家、并感到满足，这二者和谐美好地体现在年轻的清教徒弥尔顿二十三岁生日时所写的一首诗里。在那首著名的第七首十四行诗里，弥尔顿以自责开篇，因诗人到那时为止还缺乏成就。但这首诗结尾的格言中所表达的安慰是典型清教徒式的：
“如果我受到恩惠如此使用，那么所有一切，
分派给我任务的伟大的主，他的眼目必会永远看顾。”
这两行诗最合理的解释是：“真正要紧的是，我得到恩惠来使用我的时间，就像我永远活在伟大主的同在中一样；是他把任务分派给了我。”弥尔顿显然认为自己要对上帝负责，且短语“分派给我任务的伟大的主”生动地表明，清教徒意识到是上帝呼召人去完成任务。
每个人都有天召，但怎能晓得蒙召去做什么呢？清教徒发展出一套方法来确定天召；他们没有使这一过程神秘化。实际上，理查德·斯蒂尔指出，“在末世”上帝极少直接呼召人；无论谁声称拥有来自上帝的启示，“必须证明自己确有非凡的恩赐和能力，否则不过是狂妄和幻想。”
清教徒更愿意根据下列因素确定天召：一个人“内在的天资和意向”；“外在环境的引领，导致……一种生活方式，而非另一种”；“父母、监护人和（某些情况下）地方官”的建议；以及“本性、教育或已获得的……恩赐”。他们也相信，处在正确天召中的人，上帝会赋予他们完成工作的能力：“当上帝呼召我到一个地方时，他已经把适于那个地方的恩赐给我了。”
清教徒相信人应该忠于天召。人既不应轻易从事一份天职，也不应轻易放弃它。弥尔顿从小就有成为诗人的强烈天召。关于选择天职，他写道：“应该用心观察每个人的本性，不应将它扭向另一个方向，因为上帝没打算让所有人做同一件事，而是让每个人做他自己的工作。”理查德·斯蒂尔提醒说，选择“一个天召或生活状况，却没有进行适当的理性权衡”，是“荒谬的”。约翰·柯顿强调，在选择天职时必须考虑才能：
“另一件事，当上帝将恩赐赐予人来完成某种天召时，该天召就成为正当的了……是上帝引导着他蒙召（参《哥林多前书》7章17节）……
“当上帝呼召我到一个地方时，他已经把适于那个地方的恩赐给我了，尤其是如果那个地方适于我、让我感到很适应，并让我最好的恩赐得到发挥；因为上帝……会把他赐下的最好礼物变成最有利的条件。”
清教徒的天召观同样也反对人随便轻率离职。清教徒并不认为，一般来说人无论如何也不应改变职业，同时他们也清楚地告诫，人在考虑改变职业时应该非常小心。威廉·珀金斯说，人有一个“良好的职责就应坚忍不拔”，并警告人要提防“野心、妒忌、性急”，并说，“看到其他人有更好的蒙召职位和条件……就嫉妒……这是一种常见的罪，是共和体中许多纷争不和的原因”。柯顿·马瑟同意这一观点：
“基督徒应该对他的工作感到满足。基督徒不应轻易退出天召……许多人仅仅因为贪婪和不知足而丢弃了自己的职业。”
总之，清教徒的天召观涵盖了一组相关观念：上帝在安排任务中的护佑；工作是上帝的管家对上帝的回应；对自己的任务感到满足；尽忠职守。约翰·柯顿的劝勉绝妙地诠释了这些观点：“在蒙召职位上侍奉上帝，以愉悦、忠诚和属天的心思去做工。”
工作的动机和报偿
我们需要将清教徒对工作动机和目标的信念与三个世纪以来流传的所谓“清教徒工作伦理”仔细区分开来。从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出“财富是工作的目标”那句属世智慧箴言，到二十世纪工业巨人宣称他们的成功证明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的文化视获得财富和产业为工作的主要目的，这种世俗化的伦理观被归咎于清教徒及其先驱加尔文；现今人们甚至已天经地义地接受一个观念：清教徒伦理的基础是，财富是工作的最高报偿，富裕是敬虔的记号。
但这真是清教徒所信奉的吗？根据清教徒的理论，工作的报偿是属灵上、道德上的，也就是说，工作荣耀上帝，并使社会受益。清教徒视工作为上帝管家的份内事，这就为工作报偿的观念开启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正如理查德·斯蒂尔所说的：“你们为上帝工作，他肯定将报偿你们，直至你们心灵满足。”报偿基本上是属灵上、道德上的，这在清教徒的评论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威廉·珀金斯断言：
“我们生命的主要目标……是在蒙召的工作上服侍人，从而侍奉上帝……有人可能会说：什么？难道我们不应在蒙召职位上劳动以养家吗？我的回答是：这是必须做的；但这本是我们生活的范畴和目的。我们生活的真正目标是在服侍人中侍奉上帝。”
约翰·珀金斯说，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他人的好处”而劳动。
理查德·巴克斯特赞同上述关于工作的属灵目标和道德目标的观点。他说，工作的目的是“顺服上帝，造福他人”；他还说，“我们应该将公益，即多人的好处，置于我们自已的益处之上。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尽力为他人做好事，尤其是为教会和共和体。”至于工作中可能获得的财富，它“使我们可以救济贫穷的弟兄们，促使人们为教会和国家做善事”。
美洲清教徒信奉同一观点。柯顿·马赛认为，一个人从事天召的理由是“通过为他人做好事并使自己受益，可以荣耀上帝”。还有，“上帝把人造成了社会性生物。我们期待从人类社会中获益。因此人类社会也应该从我们获益，这才显得公平。根据上帝的命令，我们在特定职位上工作，使人类社会得到益处。”
约翰·柯顿指出，在我们的天召中，“我们不要仅仅追求自己的好处，而且也要追求公益……因此，除非我们不仅供应自己的需求，也供应别人的需求，否则我们的信心不会安舒地认为自己有了天召”。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声明综合考虑了上帝、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并整全地应用在天召的实践中。个人利益并未完全被否定，但它仅占工作报偿的极小一部分。
清教徒强调工作的属灵和道德目的，因而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即选择天职也应该以这些为目标。理査德·巴克斯特极力敦促人们：
“选择可以最大限度地侍奉上帝的职业或天召。不要选择最能致富或最能获得世上荣誉的职业；但要选择那些可以最大限度地做好事、并能尽量远离罪孽的职业。”
巴克斯特在另一处写道：选择一份行业或天召时，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侍奉上帝和公益，因此，应该首先选择那些有利于公益事业的天召”。并说，“如果有两份同样有益于公益事业的天召，一份可以增加财富，另一份有益于你的灵魂，应该选择后者”。
清教徒一方面强调工作的属灵报偿和道德报偿，另一方面对那些利用工作以满足自私野心的人则常常予以谴责。与多数人想象的相反，对于那些自称通过个人努力取得成功、并用赚来的钱奢靡地满足自己物质嗜好的人，清教徒是不屑一顾的。
巴克斯特曾以藐视的口吻对那些野心勃勃、自吹自擂的人说：“要谨慎，免得你们自以为在天召中勤奋，心思却陷入了属世的追求，以致过分在意、或贪婪地谋划世俗的高升。”珀金斯则写道：“上帝为我们所有人，而每个人都为自己，这种观念是罪恶的，是直接与天召的目的相抵触的。”他还说：
“人若把天召当成获取荣誉、欢乐、利益和世上物品的手段，他们就亵渎了他们的生活和天召，因为那样我们生活之目的就和上帝所分派的不符，我们就是在服侍自己，而不是在侍奉上帝，也不是在服侍人。”
早期清教徒休伊·拉蒂默论及财富时这样说：“我们不可以像许多人那样昼夜不停贪得无厌地追求财富。”
成功是上帝的赐福，不是赚取的
一般来讲，清教主义和加尔文主义视工作为赚取个人成功和财富的方法吗？人们通常如此声称，但我没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与现代工作伦理所教导的不同，加尔文主义不教导自我信赖的伦理，而教导恩典的伦理：我们从工作中所得到的有形报偿全都是上帝的恩赐。
加尔文本人否认物质上的成功都是工作的结果。相信“早睡早起使人健康、富裕、智慧”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而不是早期清教徒。根据加尔文主义的观点，不仅工作不能确保成功，而且即使上帝以财富的方式赐福工作，这种祝福也是由于他的恩典，而不是人的功德。用加尔文的话来说就是：“人们苦干、禁食祈求财富，弄得筋疲力尽，这是徒劳的，因为只有上帝才能赐福于人。”并说：“我们永远不要妄想自己有任何权利去徒劳地确信。因此，每当我们看到‘报偿’这个词，或者它从我们的脑海掠过时，我们要意识到，它是上帝至高的良善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清教徒关于人类努力和上帝赐福之间关系的思想中，也渗透着上述同样的精神。柯顿·马瑟断言：“我们在自己的职位上撒网；只有上帝才能把收获带进网里，使我们能够捞取。”罗伯特•克罗利（Robet Crowley）在伦敦市政厅告诉他的听众：无论是贪婪还是努力工作都不能使他们致富，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把成功赐予人。乔治·斯文诺克（George Swinmock）认为，成功的实业家不要自夸，是他自己的努力使他成功；虽然人类采取了积极主动的行动，但是“大自然中的万物，一举一动无不仰赖上帝”。
诚然，清教徒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能够使人相对富足，至少有时候如此。然而，重要的是清教徒如何看待他们的财富。清教徒的态度是：财富是社会的公益，不是个人财产——是上帝的恩赐，不单纯是人类努力的结果，也不是上帝认可的记号。理查德·L. 格里弗斯（Richard L. Greaves）查阅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表明，清教徒断言，“财富和敬虔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不是财富，而是为福音的缘故满怀信心、忍受苦难，才是选民的记号”。
清教徒从不会离开侍奉上帝、服侍人这一属灵和道德背景来思考有关工作的议题。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m）1971年劳工节的讲话曾被多次引用，它大致总结了一般人关于“清教徒工作伦理”的观点；但是，如果如此，这种描述应该是不准确的：
“工作伦理，认为，劳动本身是好的；男人、女人都能凭借工作变成更好的人。美国的竞争精神、美国人民的‘工作伦理’……对成就的崇尚、自信的美德——所有这些，没有一样是过时的。”
我相信我已经表明，清教徒是不会赞赏这种工作理论的。他们的理想是顺服上帝、服侍人、并信靠上帝的恩惠。在清教徒伦理中，工作的美德几乎完全依赖于人们工作的动机。
适度工作
清教徒的工作观还有一个遗产，就是适度工作的观念。在有关工作态度的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极度闲散或懒惰；另一个极端是奴隶般地沉溺于工作）之间，清教徒在理论上试图保持中道。但在实际上，他们常常偏向于过度工作。
现代人对清教徒工作伦理的解释有一点是正确的——清教徒蔑视闲散，赞扬勤奋，巴克斯特在闲散问题上常常显出不耐烦，他说：“不劳动是卑鄙的、罪恶的。”罗伯特·伯尔顿（Robert Bolton）称闲散为“灵魂生的锈、长的溃疡”。阿瑟·邓特（Arthur Dent）在那本有影响力的书《普通人通向天堂之路》（The Plain Man's Path-way to Heaven）中写道：“上帝不允许任何人生活闲散。”伊丽莎白·约瑟琳（Elizabeth Joceline）在《母亲给未出世孩子的馈赠》（The Mother's Legacy to Her Unborn Child）中写道：“你是男子汉，要以闲散为羞耻；你是基督徒，要为闲散而焦急。”从这些陈述可以明显看出，清教徒伦理认为工作不仅是社会义务，也是个人责任。
清教徒批评闲散，同时赞赏勤奋工作，这并非因为勤奋工作是内在的美德，而是因为它是上帝分派给人类去供应所需的方法。巴克斯特写道：“上帝命令你们以某种方式赚取每日的饭食。”托马斯·瓦特逊设想：“宗教信仰并未盖章批准人的闲散……上帝安排他所有的孩子们工作……上帝因我们的勤奋，而非懒惰而赐福我们。”
清教徒对闲散强烈反感，对工作加以赞扬，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确信劳动是被造物被命定要做的事，因此，为了人类的好处，工作是必须的。威廉·珀金斯写道亚当尚未犯罪时，想要什么都可以，但上帝还是让他做工。”在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看来，“上帝让我们的始祖即便在无罪中……也去劳动……就更不会让有罪的人类子孙去过闲散生活。……人注定要辛勤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就像火花注定向上飞那样。”
巴克斯特写道：“无罪的亚当被安置在伊甸园中治理园子……人在肉身中，身体和灵魂都必须有工作可做。”工作既是被造物被命定要去做认识到劳动本身，及其作为对上帝的回应，是尊贵的。清教徒认为，即使是“属灵”也不是闲散的借口。理査德·斯蒂尔反对“以宗教敬拜为借口忽略了人的必需事务”。有一位宗教狂热分子抱怨说，对敬虔事务的思忖导致他工作时分神，对此，托马斯·谢泼德（Thomas Shepard）建议：
“当上帝安排你们去做属灵的、属天的工作时，你们却心怀尘世思想，这是罪；同样的，从某个角度来看，当上帝安排你们从事地上……的工作时，你们却分神、思考属灵的事，那同样是罪。”
但是，这样，清教徒伦理是不是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工作狂综合症呢？清教徒认为不是这样。他们试图通过明确限制过度劳累来为他们的勤奋找到平衡。他们的理想仍然是适度。约翰·普雷斯顿警吿说：“注意不要揽事过多，也不要事无巨细、毫无节制地操劳。”菲利普·斯塔布斯（Philip Stubbes）告诫道：“每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都理所当然地”不应允许“他做工过度而”超过了“真敬虔的界限”。而且，“主不让我们贪婪，也不让我们无节制地工作；今天我们不应该为明天操心，因为（主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苏格兰神学家罗伯特·伍德罗（Robert Woodrow）评述道：
“我谦恭地认为，我们太过偏爱工作，忽略了更有价值的事情，这等罪将记录在我们的判决书上。”
关于“兼职”这个问题，理査德·斯蒂尔指出，一个人不应该“仅仅为了增加财富而兼任两三份工作”。
清教徒的目标是不走极端、合乎中道。热忱地工作，但不把灵魂出卖给工作，这是他们努力的目标。约翰·普雷斯顿如此表达：
“如果你们有纯洁的热爱，那么你们可以从事世上万事而不被玷污；但当你们过分贪恋任何事物时，它就会玷污你们的灵魂。”
既不闲散，也不做工作狂，这种中道思想也是约翰·柯顿的理想：
“在每个活生生的圣徒里面，存在着两种美德的一种奇怪组合，即：一方面勤奋于世事，另一方面却又向着世界死；这奥秘当事人会意，旁人却无从知晓。……虽然他在天召中极力勤奋工作，但他的心不专注在这些事情上；当他得到财物时，他知道该怎么处置。”
小结
为了给清教徒工作伦理做一个小结，我们还是回到约翰·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弥尔顿对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内完美生活的描写，体现了清教徒信奉的工作观。弥尔顿反复强调，乐园里的工作不仅是欢乐的，而且是必需的。有人将弥尔顿对乐园的想象和前人的想象做了一番彻底比较，发现“弥尔顿对乐园的描述有一个最突出的首创特性”，即将工作描绘为必需的。弥尔顿和中世纪先驱对乐园看法的相异之处，是弥尔顿的清教主义表现。
《失乐园》中描写亚当、夏娃的诗句是对早期清教徒工作伦理最好的总结：
“人却每天都有一定劳力劳心的工作，
这正显示他的尊严，
以及天父对他一切作为的关心。”
我们从中可以瞥见，清教徒相信上帝呼召人去完成任务，相信工作是尊贵的，相信人若对工作目标有合适的态度，每项任务都能够变成圣工。
（选自利兰·赖肯《入世的清教徒》）
